先驱者之歌——开国元勋林伯渠纪略(下)

    发布日期:2017-11-06 信息来源:政协常德市委员会 字体:[ ]

    尹德立

    “红色革命”的先驱者(1927~1949)

    1927年的反革命大屠杀后,原有的约十万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最后只剩下了一万余名坚持革命的骨干分子。在全党同志的一片反对声中,投降主义者陈独秀于1927年7月12日被迫下台。到1927年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正式撤消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结束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选举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组成。

    此前的7月18日,林伯渠参加了中共在武昌召开的一次秘密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有朱德、毛泽东、刘伯承、苏兆征、谭平山、包惠僧等。这次会议的议题极为重大,南昌起义的最初决定就是这次会议作出的。革命即将发生转机,林伯渠信心百倍,为了党的事业,他马不停蹄奔走在武汉、九江、庐山之间,并利用任武汉国民政府驻九江专员的三弟林祖烈的力量,为党的后续会议安排场地,提供方便,最后形成了南昌起义的具体计划。起义前的形势十分险恶,敌我双方都在紧锣密鼓进行着准备起义和破坏起义的种种较量。当在九江的使命基本完成后,林伯渠便与谭平山、恽代英和武汉军校派来的两名女战士撤出九江,直赴南昌。

    起义在即,林伯渠以江西大旅社二楼的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兼宿舍,他利用在南昌熟人多的有利条件,为起义做着联络和筹备粮草给养的重要工作。其间,由于起义消息走漏,反革命一方暗中准备镇压,加上张国焘的保守,起义推迟。危急之际,周恩来力挽狂澜,起义终于按计划打响。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激战,南昌守敌被解决,起义取得胜利。8月1日清晨,南昌《民国日报》就发布了气壮山河的《中央委员宣言》,在这份宣言上署名的,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约二十人,林伯渠自然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当日上午,举行了新生革命政权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选举,产生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林伯渠担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席。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右派惊恐万状,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急忙调兵遣将,合围南昌。起义队伍8月3日撤离南昌,开始南征。在南征中,林伯渠依然是负责部队的给养保障,这在当时是极其困难而又关系革命武装生死存亡的使命,为此,林伯渠几乎费尽心血。南征所经各县,革命委员会均任林伯渠为县长,林伯渠则以县长名义出安民告示,争取群众基础。南征极为艰险,主力遭受失败,余部顽强生存。但林伯渠面对南征的失利,并不像护国、护法失败后那样沮丧,因为他看到我们党成功完成了一次武装起义壮举,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在这次大转徙中,林伯渠因是“南京事件要犯”和南昌起义时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财政委员会主席,曾遭到帝国主义鹰犬和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但他都勇敢机智地避过了追捕。在此过程中,林伯渠认真思考这次南征屡遭失败的原因,悟出了发动和依靠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1928年春节之夜,林伯渠艰难辗转,回到阴森森的上海。在和党的其他主要人物谋求前往苏联学习机会期间,林伯渠在上海亲戚家中读完了《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进一步充实了革命理论武装。为了筹措去苏联学习的盘缠,林伯渠写信让妻子伍崇贤和三弟林祖烈想点办法,结果还是妻子变卖家当,加上堂侄林永言帮忙,才解了这个燃眉之急。这一路历尽艰辛,取道日本,于1928年夏终于到达海参崴,然后又辗转抵达莫斯科。随后,林伯渠与吴玉章等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和中共十多名有着卓越经历的同志,先后被编在特别班学习,此期,林伯渠取了个俄语名字叫卡米萨洛夫。学习期间,林伯渠在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问题、反对托派、培养中国革命骨干和文字拉丁化等方面,都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

    到1932年秋,蒋介石集结数十万兵力,对红色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时,林伯渠再也不能安于在海参崴的苏维埃中国党校教员生活,坚决要求回到了国内革命战场。历经千难万险,林伯渠终于在1933年春回到上海,然后秘密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负起了红都理财的历史重任。由于条件的极端艰苦,加上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坚持盲目扩军,根据地的财政状况极度困窘,林伯渠为了解决红军的财经需求,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1933年8月9日,红都国民经济部长林伯渠正式兼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1933年8月12日,林伯渠主持召开赣南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会上,中央委员毛泽东做了《粉碎第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林伯渠做了《发行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报告。在毛泽东正确的经济建设主张的引导下,在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的积极努力下,林伯渠领导的财政部终于打破了革命根据地遭受的经济封锁,确保了革命斗争的持续。

    但由于当时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拒不接受毛泽东的军事主张,残酷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最后遭到失败,中央不得已决定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长期在外坚持革命斗争,林伯渠已经多年与伍崇贤和孩子音讯未通,更别说相见。因为革命斗争和日常生活的需要,同志们便在革命根据地给林伯渠促成了一段新婚姻,他与年轻的革命女战友范乐春走到了一起,他们婚后育有一子,因为生在苏区,便取名秉苏。红军长征时,范乐春刚刚生下儿子,身体虚弱,未能跟随林伯渠北上,而留在闽西苏区坚持斗争。1941年,范乐春病逝于革命斗争岗位上。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仓促转移。林伯渠带领的财政部机关队伍编在长征“红章纵队”十五大队,毛泽民任大队长。1935年1月,伤亡惨重的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占领了遵义城,并在遵义召开了彪炳青史的“遵义会议”,会议清算和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红色革命走上了由毛主席领导的正确道路。

    蒋介石疯狂的围追堵截,极其严酷的自然条件,极其复杂的路线斗争,使长征显得极其悲壮。作为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在长征途中坚定不移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思想,坚持与红军战士同甘共苦,千方百计做好供给工作,每到一处,总是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他手中那盏小马灯,一直照耀着他的长征路,也折射出他作为一位老革命家永不熄灭的灯塔精神!沙窝会议后,毛泽东极为担心几位老同志的身体经不起长期的艰苦磨难,于是动员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等先留在甘肃白区工作,但林伯渠等十分坚定地要求留在长征队伍中一道进军陕北。就这样,林伯渠毅然继续担负为队伍一路筹粮的艰苦使命。林伯渠历来关心战士比关心自己为重,为照顾伤员,他硬是让警卫员把自己唯一的一个热水瓶送到了卫生队。

    1935年9月12日,林伯渠参加了解决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问题的俄界会议,他始终不渝支持着毛主席的正确方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即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林伯渠同志依然负责其中财政和经济方面的工作。在此其间,林伯渠为开展生产建设、推行新文字,都投入了满腔的热情。1936年12月13日,林伯渠参加中央会议回到驻地已是深夜,但他却为一件大事兴奋得无法入睡。第二天清晨,他就把同志们召集起来,宣布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押蒋介石,以兵谏方式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重大消息。

    1937年1月,党中央和西北办事处从保安迁延安后,林伯渠开始代理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主席。3月27日,林伯渠参加了党中央在延安凤凰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林伯渠和与会的毛泽东、洛甫、博古、朱德、凯丰、林彪、彭德怀、任弼时等同志一道坚决清算了张国焘的种种严重错误。林伯渠是一位党性极强的老同志,尽管张国焘犯有严重错误,但作为陕甘宁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与被中央安排为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依然真诚合作。

    随着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日,1937年2月15日,蒋介石迫于时势,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战争问题。后来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当选为主席。中共即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共合作,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等积极主张。中共采取积极的合作行动,将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全国抗日统一战线逐步形成。1937年4月4日,林伯渠作为中共的代表,前往陕西省中部县(今黄陵县)桥山参加中华民族的祭陵大典,他在大典上宣读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祭文,郑重宣告中共“各党各派,团结抗日”的时政纲领。但由于蒋介石翻云覆雨,两党的合作谈判异常曲折艰难。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一次次与蒋介石据理力争,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局面得以逐步形成。由于林伯渠的名字出现在国统区报纸上,他的家人终于得以与他取得联系。与妻子伍崇贤和孩子们十年生死两茫茫,林伯渠百感交集,不久,他们在程潜的帮助下,终于见面。那场亲人的抱头痛哭,自然是林伯渠从未经历过的。妻子告诉林伯渠,她已经回了临澧老家,在林伯渠老友们的帮助下,在县城一所小学当老师,她身边,一直带着秉权、秉益、秉琪、秉佑等几个孩子。

    1937年4月26日,林伯渠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代主席的身份,签署颁发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布告》,宣告对土豪劣绅的一些安置政策。5月25日,林伯渠又发布了关于普选的训令,为取消国内两个政权对立积极准备。1937年8月22日,中共领导的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在西安、南京、重庆、武汉、太原、兰州等地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受任担当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在此期间,林伯渠为落实中共政策,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斡旋,并积极培训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努力做国民党当局上层人员的统战工作。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发表前,特意寄给林伯渠征求意见。林伯渠率先认真学习,然后向身边的同志们讲解贯彻。

    1937年底,青海马步芳将军俘虏我西北军一千五百余人,强行编成一个“新兵团”,准备送给河南卫立煌部。鉴于该团士兵基本都是红军失散人员,林伯渠接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谢觉哉电报后,立即采取积极行动,把这支队伍设法接回,编成八路军358旅,开赴抗日前线,壮大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日力量。不久,张国焘叛变革命,林伯渠与之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激烈较量,表现出一个共产党领袖人物的伟岸气魄和磊落胸襟。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选举林伯渠为中共中央委员,这也是他长期在党的核心层积极工作的必然,正所谓名至实归。1939年,林伯渠又添一喜,他的小儿子在延安出生;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正一心为抗战胜利而奋斗的林伯渠就给儿子取了个纪念性的名字,叫林相持;后来伍崇贤和其他几个孩子回了老家,相持则被送到延安林伯渠身边,在孩子上延安保育院时,林伯渠给儿子改名林用三,意思是“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脚踏实地”,体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父亲的胸襟与情怀。

    无论共产党如何在主张和行动上力求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但始终心怀鬼胎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总是坚持反共投降活动,渐渐公开把政策中心由对外转为对内,由抗战转向反共。汪精卫集团则公开投敌,成为头号汉奸。在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抛出了一系列反共政策,随即而来的是对八路军的封锁。林伯渠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积极采取对策,以求打破封锁,为解决八路军衣食给养、医药、运输等问题,林伯渠几乎是竭尽全力,使出浑身解数,求得方方面面的帮助。尽管林伯渠手上经过的物资无数,但他和身边的同志从来都极其俭朴艰苦,秋毫无犯。

    当时,经常发生国民党军队扣押延安青年和八路军人员的事情,林伯渠总是千方百计的解救被扣押人员,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延安,数量达数千人之多。但西安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气焰并没有收敛,扣押事件连连发生。为此,林伯渠曾亲往西安行营交涉。1939年5月,他又亲拟电文,揭露西安地区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要求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孔祥熙、天水行营长官程潜予以制止。这份理直气壮的电文在《新华日报》发表后,全国进步报刊纷纷转载,一时舆论哗然,影响很大。在白求恩接到蒋介石随从医生别有用心的邀请时,同时受邀陪同的林伯渠则十分赞赏白求恩对邀请的拒绝,并亲自写条回绝了对方,表现了一位老革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染一尘的忠诚。

    西安是当时国民党反共的大本营,林伯渠可以说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尤其是1940年初西安反动当局提出“全党特务化”口号后,形势变得更为险恶,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七贤庄周围炮楼林立,特务横行,干扰破坏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因而摩擦接连不断。在这样的岁月里,林伯渠一直与敌人斗智斗勇,顽强斗争。

    1940年10月,林伯渠奉命离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返回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下车伊始,即投入组织边区生产建设的工作,努力自力更生,共渡难关。不久,延安开展整风运动。1941年1月,党中央首先组织在延安的120多名党政军高级干部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和毛主席的《论政策》等。林伯渠在这次运动中,积极遵循中央要求,认真学习,严肃自我批评,详尽撰写个人革命活动经历和自传,其中却只字不提自己对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与此同时,林伯渠在边区积极推行“三三制”的政权建设方针,为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坚持深入群众,视察寻访,有时一走就是两个月,1942年的元旦和春节,他都是在乡下度过的。视察回来,林伯渠马上投入贯彻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工作。1941年至1943年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使全区军民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同时,也锻炼了干部,加强了军民团结,使边区更加巩固和繁荣,给全国各抗日根据地起了极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浸透着林伯渠这位年近六旬的老战士的心血。作为革命元老,林伯渠从来不摆架子,从不高高在上,他总是满腔热情帮助青年同志和骨干养成良好的思想作风,提高各方面水平和工作能力,所以大家常亲切地称呼他为“林老头”。作为“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在革命队伍中一直深受大家爱戴。

    1944年4月29日,林伯渠受中共中央派遣,率王若飞、伍云甫等二十余名工作人员,离开延安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这次谈判是因一贯善于玩弄诡计的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谈判邀请而起。当时蒋介石面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场节节胜利,兵力扩大到四十余万的形势,急于贯彻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方针,一方面利用第三国际的解散给共产党制造舆论压力,另一方面想用谈判麻痹各方,以争取国民党军队走出颓势,来组织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林伯渠在这样的背景下赴重庆谈判,自然是一场极为严峻而又特殊的政治斗争,可谓使命重大。林伯渠等到达西安时,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治中等也到达,于是双方在西安进行了预备性谈判,然后前往重庆正式谈判。从5月4日到11日,双方在西安会谈了五次,经过激烈交锋,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这个文件是由林伯渠亲自记录整理的。在这个文件上,国民党方的代表故意托词不予签字,给重庆谈判时国民党代表出尔反尔留下了伏笔。

    1944年5月17日下午,林伯渠等飞抵重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章汉夫、鲁明和国民党官员邵力子、康泽前往机场迎接。其实,国民党对谈判毫无诚意,不过是个缓兵之计,此前,他们已经开会形成意在牢牢控制共产党的《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方案》和《林伯渠来渝我方应付对策》两个“机密特件”。林伯渠到渝后,蒋介石还安排与林伯渠素有交情的国民党故旧与林伯渠密切接触,阴谋“感召”林伯渠回归国民党。5月19日,林伯渠在重庆会见了蒋介石,他的不卑不亢和元老资格,使蒋介石也不得不“恭谦”以对。随后,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的谈判一谈就是四个月之久,国民党的拖延战术显而易见。整个谈判在林伯渠为代表提出的合理方案和张治中为代表对共产党方案的发难之间拉锯,林伯渠满怀赤诚,一方面与中共中央密切联系,一方面在国民党谈判代表间积极斡旋,始终坚定贯彻着中共中央的时政方针和斗争策略;同时,他还利用一切时机,接触重庆各界人士,宣传中共的抗战方针和谈判诚意,为争取人心作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国民党一方的故意拖延,谈判到三个多月仍无任何进展。

    当时,日军疯狂进犯我国南方,林伯渠家乡也在日军扫荡范围内。年迈的伍崇贤被迫离乡背井。当她得知林伯渠已到重庆后,即致函林伯渠,她准备去成都,让林伯渠设法安排居留。但林伯渠考虑国难当头,自己公务繁重,深感无力满足老妻的要求,只得致函女儿秉衡,让她劝母亲还是呆在老家为好。

    1944年8月,国民党筹备召开第三届三次参政会,接中共中央通知,林伯渠仍留重庆出席参政会。会间,林伯渠与一些国民党要员积极沟通,争取支持,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在参政会上发言报告国共谈判情况。这个报告有理有据、旗帜鲜明,得到多数与会人士的一致赞同,报告在《新华日报》登载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此后,林伯渠继续与国民党方代表严正交涉,口诛笔伐、唇枪舌剑成为林伯渠谈判经历的主要特色。1944年11月,历时半年之久的国共谈判终于搁浅,这时,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出面调停争端,双方决定稍后继续商谈。11月7日,林伯渠偕赫尔利从重庆返回延安。

    1944年12月22日,在延安的边区政府大礼堂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隆重召开。林伯渠作为边区政府主席,向大会热情致辞,引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1945年3月20日,是林伯渠年满花甲的日子。以往每年生日,林伯渠都不让人知晓,这次,是一个帮他誊写诗稿的女同志从诗中知道了他的生辰。于是,消息传出,边区政府的同志们坚持为他在交际处举行庆祝活动;接着,党中央为表达对这位为中国革命奋斗近半个世纪的老战士的景仰,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28日下午,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一片欢声笑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西北局、边区政府负责人均亲临会场为林伯渠祝贺花甲生辰,中共中央还特意向林伯渠致了祝词,这自然让林伯渠无比激动,当场作了热情洋溢的答谢。年逾花甲的林伯渠带着一个孩子,身边无人照顾生活起居,很不方便,出于对这位历尽沧桑的老战士的深深爱戴和同情,从安徽投奔延安的年轻女同志朱明勇敢跨越年龄的障碍,与林伯渠结成了革命伴侣。

    1945年4月23日,林伯渠在延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毛主席做大会报告之后,林伯渠做了重要讲话。讲话中,林伯渠回顾了自己从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清斗争开始,参加中国革命四十年来的战斗历程。这次大会上,林伯渠全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表达了全党同志对这位无限忠诚的革命老战士最崇高的信赖。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相继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红军也宣布对日作战,我延安总部命令全国各解放区开始战略大反攻,短短两个月,歼敌二十三万多人,林伯渠领导边区人民,参军参战,支援前方,作出了巨大贡献。9月2日,四面楚歌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不得不在降书上签字,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立即开始部署反共内战、企图抢夺胜利果实;同时他继续玩弄“和谈”骗局,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积极决策;林伯渠作为曾与蒋介石谈判过的革命家,在会上特别谈到蒋介石内战是目的,谈判是幌子。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并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谈判。林伯渠则领导边区人民进行边区三级政权改选,大力开展练兵,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以此有力支持重庆谈判和全国解放斗争。

    经过四十多天谈判斗争,蒋介石被迫同意了中共的“和平建国纲领”,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下达了一系列旨在消灭共产党军队的命令,美国也积极帮助蒋介石进行反共内战。但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下,国民党迫于时势,不得不于1946年1月10日与中共签订《停战协定》。然而,六个月后,蒋介石完成了内战准备,随即撕毁停战协议,6月26日开始大举进攻各解放区。1947年3月8日,延安各界群众举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盛大会议,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都作了重要讲话。因为战略的需要,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为此,林伯渠更加紧张地投入相关工作,连最小的儿子小相持的转移也顾不上。林伯渠带领边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撤出延安后,一边紧张地进行各种支前工作,一边还在绥德进行土地改革试点,极为繁忙。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他和同志们大都在晚上行军,有这么一位老首长在他们中间,同志们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念。那些日子里,林伯渠还与一些高级将领如彭德怀等相互帮助,他的一腔正气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革命战友的高度评价,毛泽东曾公开评价说“林伯渠同志是个正派人”。

    1947年底,西北战场上保卫延安的战斗已经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沙家店大捷后,我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取得了战争主动权。为了贯彻中共中央西北坡会议精神,正确执行中央《中国土地法大纲》,把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推向高潮,林伯渠即率领政府机关返回河西。为了土地改革的成功,林伯渠马不停蹄地奔走在边区群众中间,解决各种棘手的思想和实际问题,留给人民群众的,都是勤勤恳恳的勤务员印象。

    到1948年春,西北战场捷报频传,至三月中旬,边区大部地区收复,延安守敌如惊弓之鸟。中原野战军和太岳兵团也已渡过黄河,攻克洛阳;东北战场也连连告捷。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使林伯渠激动不已,但他头脑格外清醒,不时提醒自己和同志们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4月22日,革命圣地延安终于又回到了人民手中,林伯渠又开始为边区的恢复重建日以继夜地奋斗。11月3日,林伯渠奉命调往党中央工作,要求年底前赶到河北平山西北坡报到,林伯渠又开始了新的、更为重要的革命领导工作。林伯渠到平山不久,应党中央邀请前来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章伯钧等已由香港抵达沈阳,党中央即派林伯渠前往沈阳迎接。

    1949年春,林伯渠长途颠簸,将那些重要民主人士安全接到北平后,又匆匆赶回河北平山西北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简朴而又庄严的会场上,林伯渠和与会同志静静聆听毛主席洪亮的声音,深深领会毛主席对胜利后的共产党人提出的一系列告诫。为此,林伯渠在会期就为自己拟定了《入城守则》,作为自己进城后保持艰苦奋斗的座右铭。不久,党中央迁往北平;4月1日,林伯渠移住中南海。也就在这一天,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飞抵北平。对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毛主席早已洞若观火,1949年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彻底击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苟延残喘的幻想。国民党谈判代表到达北平后,林伯渠即同中共代表周恩来、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还是怀着诚意出面宴请,随后开始技术性商谈,然后进行严肃的正式谈判。最后,中共为这次谈判提出了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要求国民党方签字,但南京政府拒绝签字,这次参与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团自然是无功而返,而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则审时度势,最后选择了留在北平,参与新中国建国的有关工作;其间,作为张治中老对手和老朋友的林伯渠,自然起到了积极的促成作用。

    1949年9月21日,新中国的开国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拉开序幕,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五十四响礼炮,宣告了一个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林伯渠则担任了这个历史盛会的秘书长,当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林伯渠登上主席台的时候,会场上掌声雷动,新中国的声势在此刻已经初显壮阔。从这次会议到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之间,既是大会秘书长,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秘书长的林伯渠,自然更是通宵达旦、日理万机。

    开国大典上,首先由林伯渠激昂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始!”接着,毛泽东笔挺地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在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时候,林伯渠同志紧紧站在毛主席身边,全神贯注注视着毛主席手中的文稿。这个经典的画面,已经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画卷!这个壮丽的画面,也已经永远成为激励临澧儿女继承林伯渠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

    1960年5月29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林伯渠同志因病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7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在首都万人公祭大会上致悼词说:“他的一生,是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林伯渠,这位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传奇式先驱者,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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